王安石變法的不足之處是什麼

2021-05-22 06:53:36 字數 4760 閱讀 5999

1樓:匿名使用者

王安石變法存在的不足,如在變法的指導思想上,王安石偏重於謀求開闢財源,獲取儘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如均輸法是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而且新法實行也顯得過於急進。強烈侵害的貴族官僚階級的利益,在當時封建皇權的統治下,這種變法是得不到真正有權勢的人,有能力的人的支援,老百姓支援不頂用啊.

像這種改革沙皇葉卡捷琳娜女皇也有,不過她給予了廣大人民好處的同時,加強了貴族的特權,兩面都討好,所以**馬上富強了.

王安石就知道給人民福利,卻忘記了貴族的利益,貴族的利益侵害了,自然全把矛盾引向老王,原本支援的皇帝一死,根本沒有人支援王安石,連王的親人學子都離開了他

第一,王安石變法寄希望於皇帝一人的支援。這是大多數封建社會的變法最大的侷限之一。王安石變法是一個從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生活在建立於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尊君卑民」、「家天下」的**體制中,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變法能得到皇帝的支援,在大多數情況下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實施。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萬壽無疆」,人亡政息是**政體的常態。實際上在宋神宗死後,10歲的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

第二,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要求官府對已經耕種的土地進行丈量,核定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定出稅額高低,結果一批官僚大地主隱瞞的田產被清查出來,被迫納稅。單從技術層面上看,王安石的這些政策設計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種利益關係的大調整,其推行遭遇到了來自大地主和官僚的重重阻力。

由於反對呼聲太高,方田均稅法最終未能在全國推行。而輸均法,嚴重的抑制了大商人投機獲取暴利的機會,因此遭到了來自商人的強烈反對。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

這種限制國家權力的做法,自然遭到了來自官僚集團的反對。王安石作為宰相,由於宋初統治者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如前所述),實際權力比前朝已大為減少。而他面對的改革阻力,是小農經濟基礎上養成的「求穩懼變」的社會文化和強大的既得利益。

熙寧九年(公元2023年),王安石第二次辭去相位之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制官僚、地主、商人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並且,王安石作為地主統治階級的一員,變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不會從根本上觸動地主統治制度和階級秩序,因此變法從根本上來講不會徹底改變當時的生產關係,況且農民階級的實際收益有限,這就決定了變法無法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援。

第三,王安石變法所面對的保守派勢力十分可怕。當時包括兩宮太后(仁宗曹後、英宗高後和神宗向後)都反對變法,而且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於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後繼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後和神宗之母高後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量。古代中國的保守派一直是站在改革的對立面。

對新法,他們不是進行合理的質疑而使它臻於完善,而只是一味反對,必欲徹底清除而後快,不容許任何異己的存在。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時候,當本來也反對新法的蘇軾在看到保守派要把新法中他認為還算合理的一些政策一概廢除時,替王安石說了幾句公道話,結果卻迭遭**。保守派理論家司馬光開頭還能心平氣和、就事論事地規勸王安石。

後來卻在《奏彈王安石表》中感情衝動地斥王安石為「亂臣賊子」,必欲除之而後快,說「臣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王安石對保守勢力估計不足,進行的變法太過激進,沒有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改變祖宗制度太甚(「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讓保守派難以接受。其直接後果就是當保守派當權時,新政全部廢除。

2樓:匿名使用者

(1)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撓和破壞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

(2)宋神宗在變法後期的動搖。

(3)宋神宗死後,司馬光任宰相,廢除了新法。

(4)在變法過程中,由於用人不當,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3樓:匿名使用者

一是變法的不足和不可避免的侷限性,這主要表現在:(1)王安石變法是封建地主階級針對北宋統治危機進行的改革運動,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治危機。(2)變法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為出發點,農民的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負擔依然沉重

4樓:匿名使用者

王安石變法以青苗法為主,而青苗法又以青苗錢為主。熙寧三年正月,散青苗錢,禁抑配。散青苗錢主要是為了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貸款給農民,到秋季的時候收取,若是遇到旱澇災害,可以延期收取,既「春散秋斂」,防止富戶對農民的高利貸盤剝,也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

但在具體的做法上就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之處,比如說,按民戶等級來給予貸款(北宋的戶籍制度中,主要有主戶、客戶之分,住戶依據財產主要是佔有土地的多少來劃分為五個等級,三等以上包括了地主階級中的各個階層和富裕的農民,通常稱之為上戶,

四、五等以上則是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通常稱為下戶)五等戶通常貸款不得超過一千五百文、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這就造成了急需用錢的農戶只能貸到少數的錢,而大戶、富戶卻可以貸到足夠的錢,而有物作抵押的人家和三等以上之人卻正好是那些盤剝農民的人,「乃從來兼併之家也」[6](p619),他們多得借錢,而

四、五等戶以下之人卻不能。並且

四、五等戶貸款需要三等以上有物者作擔保,還要花錢請文書來寫憑證。如果在遇到**汙吏,那就更不得了。這樣下來,農民向官府所貸之錢的利息就高利貸的盤剝。

竟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使得農民不敢給官府貸錢,也使得人聲鼎沸。

然而,在熙寧變法出臺之前,王安石在知鄞縣的時候就以青苗法利民了。「新苗法之行,始見於鄞縣時,貸觳出息,俾新陳相易,而其民便之。」[1](p324)蔡上翔先生說,熙寧間新法(其法猶是昔年為令之法也,其心則猶是昔日欲利其民之心也。

)那為什麼在知鄞縣時可行,而當新法頒佈行於全國時就會造成諸多不便了呢(朝野上下,惶惶恐恐也)這是因為「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則必有抑配之患」。[1](p60)在鄞縣推行新法時,王安石親自決策並親自領導實施,一切都根據他的意願而行之,當推行於天下之時,雖然他仍然是主要的決策者,但是具體實施的人就會魚龍混雜,少不了有欺下瞞上,陰奉陽為的官吏。當年豐之時,收取青苗錢就要容易一些,而當遇到災荒之年,如果是連年災荒,雖然官府也制定了延期收取的法令。

但一旦轉為豐年,官府就會催收貸款,致使農民永無豐年可言了,累年積壓,就會造成富民轉貧,貧民越貧的現象,而官吏還以收取貸款的的多寡為功勞,這就不得不造成上上下下的惶惶恐恐了。這也就是青苗法雖然有利於百姓,但最終轉為貽害的一次失敗的變法了。

王安石變法是一個體系,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整治」,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等到每一項新法都試行以後才開始實施。這在當時的積弱積貧局面下,神宗皇朝是承擔不起變法的經費的,更有甚者,他還說,「即使是切實可行的法令,也要使朝野贊同,要在全國試行,需要時間,需要等待」 [3](p278)。試想,北宋王朝從太祖到神宗熙寧年間,已經是積重難返了。

這時候也千載難逢地遇到了一個有雄心之於改革的青年皇帝,可以說,這在封建社會中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了。並且,王安石也非常注重時機的,他的變法,至少在他看來,時機已經成熟,他認為,改易更革,要「待天下之變而變」,需要「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4](p378)。要知道,封建社會是一個君權神授的權力社會,如果沒有君權的支援,無論如何變法都不可能成功,所以,王安石在連任三朝才最終等到了君權的支援,還能輕易放棄嗎,如果放棄了,這種機會還會有嗎。

所以,王安石在變法的具體做法上的錯誤,是有一點臆度了。

從著手點來看,王安石變法以理財為主。沒有很好的考慮到當時積弱積貧的真正原因,所以在改革中難免會犯一些錯誤。王安石和宋神宗都著眼於解決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的問題,而沒有認識到與當時緊迫所需要解決的「三冗」問題。

按當時的情況來看,理財雖然重要,但能夠在整頓「三冗」的基礎上理財,才是最現實的。要知道,造成吏治腐敗、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冗」的貽害。王安石的變法就難免會造成本末倒置了。

這可能就是他從「慶曆新政」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吧。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不能解決當時日益增長的矛盾。因為「三冗」造成的現象一定會是為了解決****和軍隊的開支,無休止的向百姓徵稅,所以,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很難解決。

在這種基礎上來實施改革。就會形成舉步維艱的困難,這一點在整個變法過程中的有所體現。

由於性格的作用,王安石在其變法過程中表現得不是那麼堅持。他的政治態度,用司馬光的話說,就是「難進而易退」。[2](p395)沒有知難而進的精神。

當一遇到阻擾,時不時就以辭職為要挾,要求引退。最後,就連神宗皇帝都對他顯得不耐煩了。作為一個改革家,有毅力是一種風度。

可是,為什麼很多改革家都不能堅持呢。這難道是他們都不夠有毅力嗎。我想,問題不會有這麼簡單。

這就是他們都是處在輔弼地位,是在別人的放權和收權下進行的改革。所以,他們的命運就只能神似了。只不過王安石的引退,有一點使性子罷了。

所以,他的引退,不但挫傷了自己的銳氣,還影響了參加改革的人的積極性。是的,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下,王安石的處境是困難重重的,但是主觀上的消極因素也是他作為一個改革家的致命傷。

作為一個改革家,不但要有魄力,還應該要有肚量。王安石在改革的魄力上是足夠的了,神宗皇帝一即位,他們就對那個貧弱的社會開始了那一次大整頓。雷厲風行的出臺了眾多改革方案。

但在肚量上就顯得不是那麼有風度了。其實,在神宗剛剛即位的時候,由於辭退了老宰相富弼。在臨行前,神宗就問他拜王安石為相怎麼樣,「安石如何?

」[2](p428),富弼當時回答,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2](p274)雖然這有其主觀上的論斷,但確實是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

在他與下屬的關係上就可以看到。他雖然知道「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3](p208),但一遇到和他意見相左的人才,他不是罷其官職就是把其遠調。

蘇氏兄弟,他們都是支援變法的,與司馬光、文淵博這些頑固守舊的人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只是和他在變法上的具體實施方法上有一點差異,就被他排斥,把他們放在變法派的對立面,這是脫離實際的做法。程顥曾經說過「新政之革,非一家之言,原平氣以聽之。」[1](p649)對於這些徘徊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人,他不去爭取,以至於他的改革小組的勢力非常的弱。

主要特點和不足之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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